
陈舜礼祖籍浙江奉化。193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1945年后,在英国牛津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49年回国后,任南开大学教授、副教务长。1959年后,任山西大学教授、教务长、校长。1951年12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后,长期担任民进地方组织和中央的领导职务,是民进中央第七、八届副主席,第九届常务副主席,第十、十一届名誉副主席。是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四、五、九届委员,第六届常委。
一
陈舜礼1917年3月15日出生于浙江奉化,小时候很调皮,爬树、上房、下河游泳,可念起书来却从不含糊。1935年,在山河破碎、满目疮痍之秋,聪颖勤奋的陈舜礼毕业于南京金陵中学,同年一举折桂,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怀着经济救国的远大抱负,发愤苦读。在校期间,正值国难当头,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在“偌大的华北放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的时候,为了不当亡国奴,陈舜礼和同学们一起积极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为拯救面临危亡的中华民族振臂高呼。抗战爆发后,他随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迁辗转到了昆明。1939年毕业后,他坚持抗日,奔波于昆明、成都、兰州等地。先后任前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室助理员,前中国农民銀行成都、兰州、昆明等处办事员、主任。但民不聊生的残酷现实,使陈舜礼在悲苦彷徨之时,不断地探寻着自己的出路。参加了1945年当时难度极高的中英庚子赔款第八届留学考试,并被录取进入了举世闻名的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后转入法国巴黎大学就读。1946(?)年,当毕业在即、共和国礼炮鸣响的前夜,身在异乡的陈舜礼归心似箭,断然拒绝了一些亲朋好友留居海外的盛情邀请,几经辗转周折,克服了重重困难,带着满腹才学和满腔的爱国热情,登上了开往祖国的客船,从太平洋彼岸漂洋过海,毅然于1949年1月投入了解放区的怀抱(后来他享受国务院颁发的建国前后返国知识分子的特殊津贴)。
二
陈舜礼回国后,一直热爱和关心我国的科教兴国事业,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了新中国的教育事业。1951年,陈舜礼初进南开大学任教,年仅三十四岁。他和潘承孝一同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1952年后,受民进中央的委托,陈舜礼在当时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同志主持下,参加筹建民进天津市委会的工作。1953年1月,民进天津市委会正式成立,潘承孝任副主委,后任主委,陈舜礼任组织处主任,后任副主委兼秘书长,直至陈舜礼于1959年调职离开天津去太原工作。在这九年时间里,为天津民进的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新(刚)加入民进时,他在学校的本职工作十分繁忙。陈舜礼在筹建民进组织的过程中,由于他对党所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满腔热忱,因而对民进的工作十分关切,对学习统一战线理论也十分积极,对民进发展组织和研究会务的大政方针,都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特别是他提出民进要接受党的领导,要同市委统战部保持密切联系,要与党同心同德,与党保持透明而不留隔阂的关系。他宣传党的统一战线的意义和作用,宣传民进的性质、历史、优良传统和在新中国建立后的职能和任务。使许多会员和会内干部提高了对统一战线和我会的性质任务的认识,也使不少他所联系的高层次的教育界知识分子参加了民进。这些为使新组建的市委会走上健康发展成长的道路起了积极的作用。
1957年,当社会上和天津民进组织内部涌起一阵政治风浪的关键时候,陈舜礼和潘承孝牢牢记住会中央一位领导人所说的话,鸣放的座谈会不是不可以开,但要掌握“不做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的精神。当时,用这样的精神来研究天津民进是否召开座谈会,召开哪些座谈会和怎么来开座谈会的问题。至今想来,在那关键时刻,他们坚持这样的主张是非常紧要和正确的,也使全体会员终身难忘和终身受到教益。
他经常陈舜礼同志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民进“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立会为公”的优良传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告诫民进会员: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到今天,了不起啊!作为参政党的一员,与中国共产党就是要一心一德,肝胆相照。他在重大政治运动中,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坚决与中共中央保持一致,态度鲜明,立场坚定。他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积极参与各种调研、视察、扶贫等活动,就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认真履行参政党的职能,总是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1959年国家调整大专院校,刚逾不惑之年的陈舜礼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支援三线建设,放弃大城市优越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主动要求调到山西大学工作,任山西大学教授、教务长、校长,并担任民进太原市委会第一、二届主委22年,积极筹建民进山西省委会并担任主委,为山西民进的组织建立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还先后担任山西省人大代表,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山西省政协委员,山西省政协常委,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作为山西大学的校长,陈舜礼紧跟时代,积极参与党的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他勤奋执著、孜孜以求、从严治校、谦虚谨慎,为祖国内地的经济建设培养了大批急需的专业人才和高层次人才。晚年的陈舜礼经常说:山西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对山西有着难忘的记忆和感情。到北京工作后,作为全国人大常委,山西大学有事相求,他从来都鼎力相助;对山西民进的工作,也不断给予悉心指点;外出视察他总是首选山西,以古稀高龄跑了好多的地方。他在山西工作期间作为民进太原市委主委、民进山西省筹委会主委,对山西民进的组织发展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
陈舜礼生命中的黄金岁月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那时,刚刚走出泥沼的中国百废待兴,作为大学校长、作为民主促进会杰出的领导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在多党合作方兴未艾的舞台上,陈舜礼展示了他颇堪称道的政治睿智。
1983年在民进“五大”上,他当选为民进中央副主席,当时,周建人主席、徐伯昕常务副主席的健康状况不大好,鉴于民进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会中央决定调陈舜礼同志到会中央来工作,任执行局主任,辅助会中央主席处理日常工作。陈舜礼同志主持下的执行局工作任务十分繁重,执行局在他的领导下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那时执行局每周召开一次会议,每次执行局会议都要出《纪要》,他就把印出的《纪要》亲手送给民进中央主席和各位副主席。每当筹备中央全会或全国代表大会时,他就分别去向叶圣陶、雷洁琼、谢冰心、赵朴初等领导请示汇报,及时向中央统战部沟通联系。1984年3月、7月,徐伯昕、周建人相继病逝,就由陈舜礼主持执行局并负责民进中央的日常工作。他先后担任民进中央第七、八届副主席,第九届常务副主席。从1983年到1997年,他负责主持会中央的日常工作长达14年,为我会的巩固与发展、为履行民主党派的职责,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巩固和扩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把民进建设成为一个政治上坚定、组织上健全、机制上完善的参政党,殚精竭虑,倾注了大量精力和心血。
在民进的组织建设方面,陈舜礼很早就提出了实现领导干部新老交替和新老合作是我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在1985年11月召开的民进中常会上,他作了《引进新人,加强领导班子是当前组织建设的头等大事》的讲话,分析了省级班子的情况,提出实现领导干部新老交替和新老合作的问题,强调要以大局为重,团结为重,集体把关,积极引进新人。舜老在促进省和中央领导班子新老交替上做了大量工作。他不辞劳苦,经常深入到地方组织,反复和中共省委统战部、民进省级领导交换意见,积极物色引进新人、考察培养后备干部、协调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有的省他接连去过多次,耐心细致地做工作,常常谈话到深夜,使地方的同志深为感动。在他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推动下,一批批年富力强、学有专长的同志走上了民进各级组织的领导岗位。中国民主促进会在1987年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时,调整中央委员25%;1988年召开“六大”时,调整中央委员25%;1992年召开“七大”时,调整中央委员28%。经过几次调整,各省级组织领导班子大都面貌焕然一新。1997年的换届是民进整体上的换代,陈舜礼同志表现出了轻个人进退、重民进事业发展的高风亮节,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为民进的新老交替和政治交接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为民进的建设和发展,为民进发挥一个参政党的作用是贡献卓著的,是民进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和元老之一,深受民进全体同志的爱戴和尊敬。
1989年,他参与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的酝酿起草工作,他在工作中自觉地坚持贯彻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原则。他意识到,民进要发挥参政党的作用,必须加强自身建设,要抓好领导班子建设和机关建设。他去邀请国务院负责同志和经济专家,作国内经济形势报告,带领广大民进会员,认清形势,鼓舞信心,为科教兴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尽快实现台湾和祖国大陆的和平统一是他爱国情怀中最为凝重的一个结。改革开放以来,他和港、澳、台各方人士多有接触,多次向海外亲友介绍祖国内地日新月异的变化、宣传祖国统一的各项方针政策,表达一个老爱国者祈盼祖国早日统一的心声,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做了许多有益的交流、沟通工作。祖国和平统一始终是他关注的焦点,他曾为此曾出访美国,在美籍华人中积极做工作,有的成了经常往来的好朋友。70多岁高龄时还出访台湾,结交台湾教育界朋友,宣传大陆教育事业的发展。并在北京多次接待港、澳、台和海外客人,向他们介绍国家的对台政策,宣传祖国大陆的巨大变化,呼吁两岸同胞共同促进和平统一,每每讲到动情之处,激动得泪流满面,爱国之情,溢于言表。1990年4月4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提请全国人大审议时,他怀着激动的心情认真思考、反复阅读,投下了神圣的赞成票,履行了一名全国人大常委的庄严职责。
陈舜礼对民主党派的社会服务工作,有着深刻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1989年社会服务部成立不久,他即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召开的民进华北五省市咨询服务工作会议上讲话,从发挥党派作用、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的影响、加强自身建设等方面阐述了社会服务工作在国家经济文化生活和党派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1996年,他又在江苏吴江召开的民进咨询服务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提出:“把社会服务工作作为参政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来做”,这些意见对推动全会开展社会服务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陈舜礼同志对民进的社会服务工作倾注了大量精力,民进在各地的一些扶贫点他常亲自去调研,几乎走遍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民进的每一个重点或定点扶贫工作点。有的地区刚开始扶贫工作时,条件十分艰苦,他总是到第一线了解情况,他十分关心“三农”问题,心中始终挂念着如何使农民尽快富裕起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当得知山西临汾吉县农民在民进组织扶持下种了苹果卖不出去时,他十分着急,给山西省委和临汾地区写信,提出要面向市场,建立产、供、销一条龙的服务体系,切实为农民脱贫致富多做实事,这些意见和建议体现了陈舜礼同志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敏锐眼光和睿智。年过七旬的陈舜礼仍然多次深入老少边贫地区调查研究、部署推动扶贫工作,先后到过贵州、山西、河北的许多贫困地区。每到一地,总是力求全面、客观地掌握第一手资料。对于调查研究的结果,总是以经济学家的头脑和眼光,进行科学的分析并提出中肯的工作建议,在他看来,检验扶贫工作成效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真正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把好事办好、办到底。
陈舜礼同志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十分关注,在担任全国人大第七、八届常委和政协第四、五、九届委员,以及六届常委期间,多次到祖国各地考察、视察,认真听取地方的意见,就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和解决的办法。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上多次发言积极呼吁依法治教,加强农村教育,发展职业教育。在义务教育实施五周年时,他带领全国人大执法检查组到江苏、浙江进行检查,时值暑期,一连十几天深入到乡镇,白天考察,晚上座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意见,有的地方对教育不够重视,贯彻《义务教育法》不落实,他态度鲜明,坚持原则,指着破烂的校舍对当地负责同志说:“你们的经济发展了,却把你们的孩子送到这样的学校,能放心吗?”他充满忧虑、饱含真情的话语令人为之动容。
陈舜礼同志对文化出版事业也非常关心。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文化出版领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新情况,有些负面消极现象还十分严重。这引起了社会上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针对图书市场中青少年读物存在的严重问题,民进中央陈舜礼副主席等七人于1994年联名提出了《对于引进国外儿童读物要加强管理的几点建议》。《建议》先后在《中国教育报》、《新闻出版报》、和《光明日报》全文刊登,在社会引起很大反响。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少工委分别致函民进中央,感谢民进对出版工作和少年儿童教育的关心和支持。中宣部还在其内部刊物上发表文章,称赞民进的《建议》对推动文化出版市场治理整顿的积极作用。1994年,因王府井大街扩建工程,使全国最大的书店王府井新华书店发生“存留未决”问题,一时成为人们关心的一个社会热点,雷洁琼主席和陈舜礼等九位副主席于11月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我们呼吁》的联名文章,表达了对王府井新华书店拆迁和首都文化市场以及整个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关注,在社会引起巨大反响,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也高度重视,经过研究,决定在书店原址建造新的王府井书店。中共北京市委致函雷洁琼主席,对她和陈舜礼等民进各位副主席给予首都精神文明建设的支持和热忱关心,表示衷心感谢。中共中央统战部也高度评价了民进这一做法,认为这是民进参政议政的一件大事,是对政府工作成功地进行了民主监督。中共中央宣传部也委托统战部向雷主席表示意感谢。
陈舜礼把民进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七八十岁高龄时,仍坚持每天上下班,还经常到外地出差,出席各种会议、活动。民进中央要选定新办公会所,他不顾年事已高,绕着北京城跑了许多地方,并亲自过问房间的高度、停车场、水电设备等具体问题。每次出差他都要亲自去看望一些为民进做出贡献的老会员,逢年过节他都要走访看望几位已故领导人的遗孀。对机关的工作人员,他态度谦和,但要求非常严格,对文稿逐字审阅,并认真修改。对年青同志循循善诱,热情鼓励,是一个既慈祥又严格的长者。身体力行营造出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平等、融洽、相互尊重的关系,虽然身居高位,仍然平易近人,不以领导自居,不把当选的职务当做官来做。以谦和的态度,诠释着“民主促进”。
四
陈舜礼是一个天性乐观的人。无论是在平凡的岁月里,还是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惊涛之中,陈舜礼总是平平淡淡、从从容容,以一种平常心坚守着真理。身为国家正部级干部的陈舜礼,生活上简朴持重是有目共睹的。一日三餐粗茶淡饭;西服、毛衣、围巾,一用就是十几载;一套西装穿了很多年,到境外访问,只添置了一顶帽子;住宅中的家具没有一件是时尚的,沙发、茶几是女儿出国时留下的,一直用到不能再用。尽管陈舜礼身居高职,但从不允许子女搞特殊,不准子女坐公车、吃公饭。十分重视节约国家财物,办公桌椅也是用了多年,每张纸两面都写满了字。他曾嘱咐工作人员给机关的领导同志发通知,可不用信封。陈舜礼独立生活的能力也很强,1984年,从山西调到民进中央工作时,他把单位分配给他的房子让给了刚从外地调来的民进中央副主席,自己孑身一人在鼓楼辛安里民进中央机关四楼的一间小屋里居住了多年,他独立料理自己的生活,节假日自己做饭,过得有滋有味。他以自己的言传身教留给了我们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宝贵财富。
陈舜礼对儿女们的要求是慈祥而严厉的,陈舜礼教导子女要堂堂正正做人、明明白白做事,要努力工作、团结同事、宽厚待人。“做到比玻璃还要透明”,这是陈舜礼的一句名言,也是陈舜礼发自内心的真情告白和人生信条。陈舜礼多次对其子女讲曹操的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表达了矢志报国的拳拳情愫。陈舜礼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影响后人。
陈舜礼为祖国的科教兴国和民进建设工作呕心沥血,辛勤耕耘了50余载。他精通中、英、法、德四国文字,善诗词,通韵律,晚年的陈舜礼主要从事读书、译书、著书等工作,用他那支勤奋的笔,在知识的沃土上辛勤耕耘。为了圆他年轻时那个科教兴国的梦想,耄耋之年的陈舜礼仍奔波至生命的最后一息。2003年12月10日,陈舜礼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与病魔搏斗了200多个日日夜夜之后,在北京溘然长逝,享年86岁。
陈舜礼一生追求真理、追求进步,视富贵荣华如粪土,常怀悠悠报国情、拳拳赤子心;陈舜礼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不只是德高望重的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更是将自己的智慧和才学献身于国家和人民的实干家;陈舜礼对事业执著追求,对工作一丝不苟。他思维敏捷、知识渊博、勤奋好学、殷勤耕耘,他公私分明、坚定乐观、孜孜不倦、作风朴实;他一身正气为人,两袖清风处世。他淡泊名利、表里如一、披肝沥胆、廉洁奉公;他光明磊落、襟怀坦荡、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率先垂范、以身作则、谦虚谨慎、朴实无华,他以诚为本、铁骨峥峥、格在竹间、永世流芳。
这就是陈舜礼,一个令我们深深敬重的陈舜礼。陈舜礼带着他毕生追求事业的人生信念,一步一个脚印,走出了一条平凡而闪光的人生足迹。忆其艰难跋涉之一生,平凡中见宽厚,关爱中见慈祥,俭朴中见耿直,困难中显无畏。我们忘不了陈舜礼羸弱的身躯和慈祥坚定的面容,其音容笑貌恍如昨日……他身上体现出来的民进老一辈领导人的优良传统、爱党爱国爱民进的高尚情操、立会为公的高风亮节,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奋发向上。
附录
陈舜礼简历资料
1、陈舜礼(1917年3月15日-2003年12月10日),浙江省奉化县(宁波)人。著名学者,前山西大学校长。
2、193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学系。陈舜礼曾担任担任中国农业银行在成都、兰州、昆明等城市的办事员和主任。
3、1949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并曾在法国巴黎大学学习。
4、1949年后,先后担任天津南开大学教授,南开大学副教务长。
5、1959年后,先后担任山西大学教授,山西大学教务长,山西大学图书馆馆长。
6、1982年4月-1983年9月,担任山西大学校长。
7、其它任职
(1)中国民主促进会天津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舜礼并是山西省第4和第5届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第3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第4届中央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第7届中央副主席并兼任执行局主任。
(2)1988年,当选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第8届中央副主席。1997年12月,陈舜礼被推举为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副主席。
(3)第7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4、5届全国政协委员,第6届全国政协常委。
参考资料:
1、《道德师表 风范长存 —沉痛悼念陈舜礼同志 》 作者:张怀西 《民主》:2004-02-09
2、《回忆父亲陈舜礼》 作者: 陈伦 麦美颜 山西新闻网山西日报 2007-03-27
3、《民进的元老 我的良师益友》 作者: 陈舜礼 《民主》:2003-06-20
4、《舜老指导我们开展社会服务工作 》作者: 赵 会 《民主》2004年第1期
5、《陈舜礼》 作者: 赵柱家 山西民进
6、《回眸历史 谱写华章—庆祝太原民进成立五十年》作者: 孙 敏 《民主》:2007-12-18
7、《人民日报》 2004年01月04日 第四版
8、《陈舜礼同志生平》 民进中央 2003年12月
9、《深切缅怀陈舜礼同志》 作者: 陈益群 《民主》2004年第1期
10、《民进三十年文化工作》 民进中央 《民主》2008-11-10
(编辑:马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