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霁野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诗人、翻译家、教育家和鲁迅专题作家。他从事文学和翻译活动历经70余载，被列入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最有权威性的名人传记机构A.N.Marguis公司出版的《世界名人录》。李霁野先后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英语系、北平辅仁大学、台湾大学外文系、南开大学外文系任教。后历任南开大学外语系主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中国鲁迅研究会顾问、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天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名誉主席、天津市图书馆名誉馆长、天津市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会长等。主要作品有《温暖集》、《给少男少女》、《意大利访问记》等散文集，《乡愁与国瑞》、《海河集》等诗歌集。《往星中》、《黑假面人》、《不幸的一群》、《被侮辱与损害的》、《简•爱》、《虎皮武士》、《战争与和平》、《莪默绝句集》(诗集)、《四季随笔》和《妙意曲》(诗集)、《我的家庭》、《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难忘的一九一九》、《山灵湖》等译著。

        一、文学生命的开端

       1904年4月6日，李霁野出生在安徽省西部霍邱县的一个贫苦人家，那时社会动荡不安，内外交困，一方面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斗争此起彼伏，另一方面，又饱受着外国侵略者的大肆掳掠。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家境贫寒的李霁野还是被父母送进了私塾，后来又进入叶集民强小学学习。1919年的秋天，李霁野考上了公费的安徽省立第三师范学校。

       这所学校虽然地处偏远的阜阳，但同样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新思想、新文化的鼓荡。李霁野和当时的每一个青年一样都受到了五四运动的影响。在校期间李霁野开始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他如饥似渴地读着《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进步书刊，同时博览“五四”以来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俄国和东欧被压迫民族国家的作品。科学、民主、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等一些新鲜的字眼悄然走进了李霁野的脑海，一个崭新的思维天地在逐步打开。这时，革命先驱鲁迅成了他崇拜的偶像，鲁迅先生那犀利的文笔和深邃的思想给了年轻的李霁野以极大的震撼。那时的李霁野不仅自己读这些进步书籍，而且还把书借给其他同学一起阅读，甚至还把一些宣传共产主义得材料张贴出来。然而当时的阜阳三师封建复古势利仍然占据主流，他们对新文化、新思想大肆诬蔑，李霁野一怒之下，愤然声明退学，回到了他的老家叶集。

       退学后的李霁野并没有因此而放弃理想，他开始了自学的生涯。他把主要精力转移到了对英语的学习上，在他看来只有学好英语才能够更多地接触国外的思想观念，从而宣传新思想，抛弃旧理念，这对国家的富强和民主有着积极的意义。李霁野借助词典攻读三师高年级的英文课本，优美的外国文学令他无限神往，从此他萌发了以英文为工具从事文学创作的决心。

       1923年春，李霁野在老家同外地回来的同学会面，交换了彼此的思想和对当前形式的看法。在同学们的鼓励下，他离开家乡，到北平去读书，去接触最先进的共产主义思想。刚到北平时，他主要继续自修英语，同时翻译一些小短文来换取生活之需。后来，李霁野进入崇实中学学习，因为这是一所教会学校，教学完全用英语，这就使得他的英语水平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从而为他后来的文学翻译和英语教学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4年李霁野翻译了俄国安特列夫的《往星中》，书中表现了一家人对待革命的两种态度，父亲因觉得革命失败而去寻求另外的精神寄托，可是他的儿子和女友却前赴后继继续革命。当时的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在广大的社会中弥漫着浓重的失败情绪。李霁野看到了这种社会状况，于是便翻译了《往星中》，他希望人们能够像书中的儿子那样继续自己的追求。正是因为这本书，李霁野结识了鲁迅先生，得到了鲁迅先生的热情关怀与细心指导。

       1924年9月20日，鲁迅先生接到了李霁野请他审阅的《往星中》后，转天正赶上周日，但鲁迅先生却并没有休息，而是一口气把译稿读完。他充分肯定了这部译稿，并写下了六七百字的内容提要，同时还转请画家陶元庆先生为书的出版画了封面。李霁野由此与鲁迅先生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成为李霁野从事文学事业的巨大动力。在后来的岁月中，李霁野与鲁迅先生的关系愈加密切，在鲁迅先生的日记里，所记录的二人的往来将近300次，而现存的鲁迅先生写给李霁野的信则有58封之多。正因为如此，李霁野被人们称为“鲁迅的学生和挚友”。

       1925年夏天，由鲁迅先生建议，发起成立了“未名社”。当时的成员共有六人，分别是鲁迅、李霁野、台静农、韦素园、韦丛芜、曹靖华。当时的李霁野还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最初，李霁野只是做些具体的工作，转年的八月，鲁迅离开北平去了厦门，李霁野便成为了未名社日常事务的实际主持者。在他主持社务期间，未名社逐渐蓬勃兴旺起来。几年时间，印了二十多本书和《莽原》、《未名》两种期刊，在这期间，李霁野还发表了三十余篇译作，包括房龙、安特列夫、赫里克等人的作品和苏俄的文学评论等。未名社成为20年代后半期中国文坛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成为向中国读者介绍外国文学的阵地之一。然而，当时的北洋政府是不允许这样的进步社团存在的，1928年4月，由于李霁野译的《文学与革命》（托洛斯基著）被北洋政府视为共产党的违禁宣传品，未名社被查封，台静农、李霁野、韦丛芜同时被捕，后经鲁迅先生出手搭救，方得出狱。出狱后不久，李霁野便开始翻译《一撮盐》，并很快译成一本小说集《不幸的一群》，在被捕一周年时由未名社出版。这是别有深意的纪念，也是一种无声的反抗。

       二、桃李满中华

       从1927年秋，李霁野从燕京大学休学后来到了孔德学院，从此便开始了他长达七十余年的执教生涯。

       1930年暑假，经好友李何林介绍，年仅26岁的李霁野离开北平来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英语系任教，并兼任系主任。1937年7月20日，已过而立之年的李霁野与他的学生刘文贞在北平喜结良缘，从此相伴一生。但他也因此违反了学校不准师生谈恋爱的规定而被迫辞职离校。

       这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李霁野辗转于天津、北平教书、译书。1943年1月，北平沦陷，李霁野携家人逃出。但不料在界首过封锁线时，同家人走散，妻子刘文贞被隔在了另一边，音信全无，李霁野焦急万分。仅仅一个星期，他的头发就全白了。后来他谈及此事时，曾笑谈：“伍子胥过昭关，一夜之间须发尽白，看来确是可能的。”冲过封锁线，李霁野坐上了奔往西南的长途汽车，那是一段崎岖不平的路，一路上汽车不断颠簸，有一次，竟把李霁野抛了起来，一个大汽油桶恰巧砸在了他的腰上，把脊椎骨砸折了。后来他靠吃云南白药才治好了腰伤。然而身体上的伤痛远不及他精神上的苦闷，一路上，他亲眼看到国统区破败腐朽，心中不禁感慨万端。

       一番颠沛流离，李霁野辗转来到了重庆。经曹禺介绍，李霁野成了北碚复旦大学的教师，转年夏天，他又转到了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从事教学、翻译和写作。在这里，李霁野展现出了他渊博的知识和人格魅力。学生们非常喜欢这位颇有文化气质的老师，他们经常请李霁野演讲。李霁野每一次都欣然应允。他演讲的主题往往围绕着青年学子的人生理想、价值取向等学生们感兴趣的话题。李霁野演讲的声音不是很高，但却十分悦耳，生动幽默的演讲风格更是颇得学生们的青睐，当然最重要的是李霁野在演讲中的警句常常能够引起青年学子的共鸣。李霁野演讲时从不事先写演讲稿，而是只准备几行提纲，完全靠现场的发挥。然而，他的每一次演讲都被学生们记录了下来，而后又用蝇头小楷工工整整地抄写好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后来，李霁野的老友靳以把这六篇演讲稿集成一册，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发行，这就是著名的《给少男少女》。

       1946年6月，李霁野回到了他的家乡叶集，此时，他的妻儿自北平失散后也已回到家乡，久别的一家人终于又团聚了。然而，接下来，李霁野则陷入了更大的困境。此时的李霁野失去了工作，这就意味着他将没有任何收入，一家老小如何维持生计，李霁野只好在乡下继续译书等待机会。这年的10月初，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一个机会降临了。新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的鲁迅先生老友许寿裳来函约请李霁野去台北做编译工作，而且还答应给报销路费和解决住房。这一消息让困顿已久的李霁野格外兴奋，于是决定全家一起奔赴台北。

       在台北，起初的编译生活还是很惬意的。李霁野有两位最亲密的朋友，一是李何林，一是台静农。李霁野来到台北时，台静农已经在这里了，不久，李何林也在李霁野的邀请下来到了台湾省编译馆。老友们再一次在一起工作，李霁野的心情格外愉快。然而，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1947年2月28日，台湾人民为反抗国民党当局，举行武装起义，起义被镇压后，编译馆被撤销。李霁野和李何林经许寿裳的推荐，分别到台湾大学外文系和中文系任教。但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许寿裳先生因赞扬鲁迅的战斗精神而被国min党所仇视，1948年2月18日深夜，竟被杀死在自己的寓所。李霁野愤怒了，李何林愤怒了，然而他们的愤怒带给他们的则是更大的危险。4月的一天，李何林悄然离台，后进入华北解放区。此时的李霁野仍然平静地给学生们上课，但他不断表现出的鲜明的政治态度，再次引起了敌人对他的注意。1949年4月，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巧妙安排下，李霁野全家离开台湾，经香港，安然抵达天津。

       李霁野回到天津时，天津已经解放了，就在这一年的9月，李霁野来到南开大学外文系任教，并从1951年任系主任达三十一年之久。可以说，李霁野的执教生涯主要是在南开大学外文系度过的。

       在南大，李霁野不仅以其广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给南开学子们授课，同时他还凭借自己多年积累的教育经验以及其敏锐的洞察力，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外语教育管理和外语教学工作的教育理论，对于南开大学外语人才培养和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作为系主任，李霁野始终把师资队伍建设放在首位。为了深入了解青年教师的基本情况，李霁野带领教研室的同志一起到各个青年教师的班上听课，然后再进行讨论，一方面肯定成绩，另一方面找出不足，并提出具有可行性的改进方案。接着，他又对青年教师进行了一次英语水平测试，而后又根据测试结果逐个研究商定今后的业务方向。同时，李霁野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快青年教师的成长。比如，在1956年南大外语系停办一年后再次复办时，师资力量极度匮乏，于是李霁野大胆地启用青年教师，鼓励他们走上教学第一线，同时配备一批业务水平较高、教学经验丰富的中年教师作为把关教师，使青年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既在实践中得到了锻炼，又增加了一次学习的机会。另外，李霁野还充分发挥老教师和外籍教师德作用，使他们担负起培训青年教师的工作。他还选派一些青年教师到其他院校或者国外去进修提高。在李霁野的严格管理和有的放矢的培训下，青年教师迅速成长起来，教学科研水平不断上升，不少青年教师成为了教学骨干。

       “文革”后，李霁野更是将南开大学外文系推向我国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界前列，使南开大学成为全国美国研究会的常务理事单位，使南大外文系始终走在了研究领域的前列。李霁野为青年教师创造了一个极佳的教学与科研环境，使青年教师们干劲十足，科研硕果累累。

       1982年以后，年事已高的李霁野不再担任系主任一职，但他仍一如既往地关心着外文系，在他的激励下，1990年南开英语语言文学学科终于被批准为博士点，2003年又以此博士点为依托建成了博士后流动站。

       另外，李霁野在主持南开外语系期间，以他的学术思想、人格魅力影响和团结了一大批著名翻译家，特别是在五六十年代，教师如果课外搞点翻译工作，就会被指责为不务正业、有名利思想。为改变这种风气，给教师创造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李霁野带头冲破禁区，不仅公开发表翻译文章，还把抗战时期翻译的《莪默绝句集》打印稿送给教师和有关人员征求意见。在他的带动下，教师们干劲十足，不久，几位教师的汉译英《青春之歌》等相继出版，外语系的学术氛围越发浓郁。无论是李霁野的翻译理论和翻译风格，还是其学术实力和国内译界学术影响，作为“南开翻译学派”第二代核心人物都是当之无愧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中青年教师中又涌现出一批颇具学术个性的英、俄、日语种的翻译家，这一切标示着南开外语的兴旺发达，更是李霁野等前辈翻译家翻译理论和翻译思想的一种延续。

       三、杰出的文学家、翻译家

       李霁野的文学活动主要表现在创作和翻译两个方面。他在创作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写了大量的诗歌和散文。

       李霁野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对自然风景尤其热爱，常常诗兴大发，故而很多时候李霁野都喜欢以诗来言志，以诗来抒情。抗战期间，李霁野只身逃离北平之后，偶然将一时的感想写成格律诗，用以慰藉痛失国土、远离亲人的孤苦心灵。抗战胜利后他辗转回乡探亲，一路上又写下一批记游绝句。1948年，李霁野把自己所写旧体诗加以整理，集为《乡愁集》。1961年，他又把解放后所写的旧体诗集为《国瑞集》。1985年，两部诗集合并更名为《乡愁与国瑞》问世。诗集印出后，李霁野送给新诗创始人之一的冰心。冰心复信说：“说实话，谈到诗，我是‘不薄今人厚古人’的，我更喜欢旧体诗，念起来顺口，又容易背诵。” 李霁野对旧体诗始终情有独钟，他常常以旧体诗来表达幽深复杂的情怀。在他晚年的时候，他曾特地抽出时间，到鲁迅的故乡和上海等地的故居去寻访鲁迅的生活氛围和足迹，他诗兴大发，写下了大量激情奔涌的纪念诗篇。李霁野十分欣赏唐人绝句，他认为那些朗朗上口的古诗能够用精美的文字、精彩的手法与独特的形式，表现出高尚的情操、崇高的思想、丰富的想象与时代的气息。他常常给自己的孙儿女选讲一些唐人绝句，作为寒暑假的文娱活动，他在90高龄后，还为孩子们选注了唐诗选本。

       李霁野对诗词的爱好，使得他不仅写诗，也译诗。李霁野擅长写古体诗，也写新诗，深厚的汉语和英文造诣，独到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使他的译诗别具风采，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

       20世纪20年代可以说是李霁野诗歌翻译的起步阶段。李霁野最早接触到英文诗集还是在北京上学期间，那时，他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了一本威廉•夏普选编的《爱尔兰歌谣集》，这本书引起了他对抒情诗持久不衰的兴趣。于是，他从这本诗集中挑选了一些诗，其中有一篇名为《他年的梦》，李霁野便开始尝试着译诗，这便是他译诗生涯的开端。此后，李霁野参加了未名社，经常翻译一些短篇抒情诗，作为补白刊登在未名社办的期刊上。

       1944年初，李霁野到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教，这两年，是他诗歌翻译逐渐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教诗、读诗、译诗、写诗，成了他这一时期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在此期间，他选译了莎士比亚、拜伦、雪莱等诗人的抒情诗。而最重要的是他以五言或七言绝句的形式尝试翻译了菲茨杰拉德所译的《鲁拜集》。

       《鲁拜集》是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Omar Khayyam）的诗歌集。作为诗人，他在波斯并没有很高的名声。他的诗名广为世人所知，是由于英国作家爱德华•菲茨杰拉德创作性翻译的英译本。《鲁拜集》的诗体形式为一首四行，第一、二、四行押韵，第三行大抵不押韵，和我国的绝句十分相似。《鲁拜集》问世几年后，在欧洲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诗歌中那放肆的剖白，明快的哲理，鲜活的句子，也激起了中国文人的渴望和兴趣，引得中国人译者如蜂，兴而不衰。据不完全统计，从1912年起至1999年，以英译为底本，翻译《鲁拜集》的中国文人，计有胡适、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伍蠡甫、黄克荪、李霁野、黄杲昕、陈次震等数十人之多。可见《鲁拜集》的魅力所在。

　　李霁野对《鲁拜集》的兴趣大概要归于对中国古诗的喜爱。在辅仁大学授课时，李霁野就在世界文学史课上介绍过这位博学多才的波斯诗人。1943年李霁野从沦陷的北平出逃时，身边仅带着几本书，其中就有英译本的《鲁拜集》。在战火纷飞，远离亲人的日子里，他常以创作古体诗来排遣思乡之痛。一天夜里他突然想到，可以试以绝句来译《鲁拜集》，很快，他便译出了七十五首。抗战胜利后他应许寿裳的邀请到了台湾，在台北把全部101首诗都译成了绝句形式，集为《莪默绝句集》准备出版，但后来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直到几年前出版的《李霁野文集》才得以收录。

       李霁野译诗始终尊奉“信达雅”的标准，主张尽力保持原诗的形式，包括诗行、诗节、韵脚、韵式，但他同时又反对把保留原诗形式绝对化，认为译诗应当比译散文更多一点自由，这些主张，在当今诗歌翻译界已成为众多诗歌翻译家的共识，但在20世纪40年代则显得难能可贵。

       李霁野诗歌翻译的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那时的李霁野退休在家，生活中多了余暇和宁静，他一边翻检旧的译作，进行修改，一边又翻译了一百多首抒情诗，后来结集成诗集《妙意曲》出版，为中国的诗坛又添一朵奇葩。

       作为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李霁野不仅译诗，还翻译了众多的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散文、剧本、文艺理论与批评，总字数高达五百万。李霁野从他翻译的第一部俄罗斯文学名著 《往星中》开始，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翻译生涯中，翻译了大量的苏俄文学名著：如安德列夫的《黑假面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阿克萨科夫的《我的家庭》、涅克拉索夫的《史达林格勒》（后改名《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维什涅夫斯基的《难忘的一九一九》、《卫国英雄故事集》、特洛茨基的 《文学与革命》等。同时，他还翻译了许多英美文学名著，最著名的当推英国作家夏绿蒂•勃朗特的《简爱》，该书一出版就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1935年被列入《世界文库》。

       李霁野是一位典型的直译派，他一贯主张“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的原则，这种直译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说是一场翻译方法论上的革命，是我国近代翻译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他的《简爱》译本曾受到鲁迅、茅盾、胡适等文学大师的肯定和称赞。茅盾先生曾高度评价他运用“直译法”原则翻译的《简爱》，并专门写了一篇评论，题为《<简爱>的两个译本——对于翻译方法的研究》，充分肯定了李霁野的翻译观。

       在李霁野的文学贡献中，翻译占有突出的地位和更多的比重。他长期以来从事英国文学的研究与教学，翻译工作自然而然地也就成为了这种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的译著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力图把自己翻译的作品放到作者创作的具体环境中，让读者能够通过一部作品领略到作者的心态和原著的精髓，同时让读者不仅能够读到作品本身，而且能够或多或少地了解到作者的创作生活。这正是李霁野的译作吸引人之处。

       谈到李霁野的创作成就，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他在鲁迅研究上所取得的成果。李霁野青年时结识鲁迅先生，此后他便一直怀着深深的鲁迅情结，不仅在鲁迅生前经常互通书信，而且在鲁迅逝世后一直关注着鲁迅家属的生活。鲁迅去世后，李霁野时常帮助照料鲁迅先生在北京的家。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身在上海的鲁迅夫人许广平无法给鲁迅母亲汇款，就在鲁迅母亲身处断炊困境的时刻，李霁野毅然从自己微薄的薪金中，每月抽出几十元给鲁迅母亲作为生活费，以渡危难。此外，李霁野还经常参加鲁迅先生的纪念活动，对鲁迅先生纪念和研究场馆的工作，他更是毫无保留地关心和支持。最重要的是，李霁野深深的鲁迅情结，使他成为了鲁迅研究的专家。他不仅写出了《纪念鲁迅先生》的专著，而且通过长期酝酿，写出了《鲁迅先生与未名社》和不少鲁迅研究论文，尤其是在解放后，有关纪念鲁迅先生的的文章，他几乎年年都要写，可以说，这不仅构成了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我国鲁迅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2004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李霁野文集》，共九卷四百多万字，汇集了曾经出版过的单行本和一些未曾结集过的作品，文体有散文、小说、新诗、古典诗词诠释、外国文学翻译、书信等，囊括了李霁野的大部分著译成果。书中有六十三张插页，包括生活照、手迹、书籍封面画、未名社旧址照片，以及译著原作者的肖像与原作插图等。这是一部充满着浓郁的时代氛围，凸现出著译者文学个性的文集。《李霁野文集》九卷中翻译占了五卷，客观反映了翻译在李霁野文学生涯中的重要分量。阅读这些翻译作品，不仅任人尽情遨游于浩瀚的外国文学海洋，而且展示出了译著翻译年代的社会文化氛围。

       遗憾的是，文集出版时，李霁野先生已驾鹤西去。所幸的是在他生前曾对这些文稿一一做过编辑。

       尽管文集基本涵盖了李霁野一生的各类作品，较为全面地展示了李霁野的著译成果，然而这也就是李霁野全部作品的一半。由于过去环境的动荡和时间的久.远，李霁野的作品文稿很多都失落了。比如，他在抗战时期用了4年多时间翻译的托尔斯泰巨著《战争与和平》书稿，在邮寄过程中全部丢失了，所幸的是后来有一小部分作品，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失而复得。

       《莪默绝句集》能够收入《李霁野文集》而面世，这里面有着一段十分感人的故事。这部译稿陪伴李霁野度过了艰苦的岁月，但在“文革”中因抄家而早已无从查寻。当他怀着失落的心情向老朋友们征集自己的书信的时候，却收到了一份意外的礼物。

　　送给他这份礼物的人就是河北师院的教授朱肇洛的家人。朱肇洛是李霁野在辅仁大学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后来，李霁野远赴台湾，朱肇洛则到了厦门大学教书。1946年李霁野将《莪默绝句集》的译稿分别寄给好友，想听听他们的意见。收到译稿的朱肇洛怀着对挚友的思念，每晚面对苍山大海，默默地将译稿抄录成册。他很珍惜这份手抄稿，把它和自己的一些文稿，存放在了天津家中，因此躲过了“文革”中“查抄”一劫，得以保存下来。然而在李霁野整理文集时，朱肇洛已经因病去世，未能将这份珍贵的礼物亲手交给老朋友。李霁野手捧着故友家人寄来的手稿，看到老友工整、清晰、隽秀的墨迹，他激动万分，连称这份手稿是“几经劫难，失而复得”，并赋诗二首，以作纪念。

       而文集中收入的7封李霁野写给妻子的信，则是由云南石屏图书馆的强英良先生从过去的云南报纸上代抄下来的。正是有了这些老友的帮助，才使得这部文集更为丰富多彩。

       李霁野是一个儒雅之人，一生以翻译为业，他的文风细腻，有着诗人的温存，而由于他受到了安德列耶夫的影响，故行文有哀凉的笔体。但同时他又是一位充满革命激情的作家，他秉承鲁迅的作风，以笔带枪同帝国主义和国min党反动派作斗争，其文章笔锋犀利，风格清新，充溢着忧国忧民的情怀。 

       晚年的李霁野先生仍笔耕不辍，时常有文章见诸报刊。他的成就和影响，不仅是天津文学界和教育界的骄傲，也使他成为天津民进组织引以为荣的代表性人物。

       四、积极参政议政 

       早在天津民进地方组织创建伊始的1952年，李霁野就加入了民进组织，他和著名科学家、教育家、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教授，以及著名汽车内燃机专家、教育家潘承孝教授都是天津民进组织早期领导人，为天津民进组织的发展壮大做出了贡献。1953年1月，他被选为民进天津分会第一届理事会副主任理事，此后，他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和公休日参加民进的各种活动。1953年10月4日，民进天津分会选派李霁野等人为代表参加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慰问朝鲜军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1956年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公私合营之际，李霁野先生欣然撰文，讴歌党的方针政策，在天津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朝着胜利的道路前进》的文章，他以饱满的热情在文章中写道：“在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正确的领导下，祖国人民向社会主义迈进的英雄气概，乐观精神，不屈不挠的信心和决心，已经变成有声有色的现实。这是不可战胜的力量。这表现着祖国人民团结一致，争取完成党和毛主席所提出的过渡时期总任务。我们为已取得的和将取得的胜利欢呼！”就在这一年，李霁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就抱定终身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的信念，为党的文化事业、教育事业和统战工作呕心沥血，勤奋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57年3月，民进天津市第二次全体会员大会召开，李霁野被选为民进天津市第一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几十年来，李霁野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民进的工作，始终不忘参政议政的使命。1981年在全国政协五届四次会议上，包括李霁野在内的民进中央17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建议确定全国教师节日期及活动内容》的党派提案。1983年在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民进19位政协委员再次联名提出“为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造成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建议恢复教师节案”。这些建议均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8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确定每年的9月10日为教师节。

       1987年至1992年李霁野曾三次被选为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此时，他已经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尽管年事已高，他依然满怀着高度的政治热情关注民进组织的兴替变化，关心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创新发展。他晚年还经常参加民进组织的活动，尤其是准时出席在津的参议委员小组会议，虽然步履蹒跚，但精神矍铄，谈笑风生。一次，李霁野在出席民进天津市委会举办的“五老话今昔”和“迎春敬老会”上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他说：“我们现在是发展中的国家，在很多方面比较落后，这是长期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恶果。但是我们的祖国有悠久的文化，对人类做出过伟大贡献。就是在长夜漫漫的时代，鲁迅先生也教导过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在历史的新时代，我们更应该充满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了。”他还说：“我想，从一生中回忆自己的生活，把自己的‘财富’总结总结，传给下一代……，还要为青年们做点事情。希腊的一个哲学家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从黑暗中来的，将来要回到黑暗中去。在这两个黑暗之中，我们要把火把接过来，在我们进驻黑暗之前，将光明传到新人手里。”这短短数句的铿锵话语，不仅让我们看到一个老知识分子关爱青年、提携后辈的博大胸襟和殷切情怀，也使我们感悟到正是这种精神把李霁野和民进的诸多老一代知识分子凝聚在了一起，并且通过他们把一大批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凝聚在了中国共产党的周围。

       1997年5月4日，李霁野先生与世长辞。著名诗人臧克家先生为纪念鲁迅逝世13周年而作的著名诗篇《有的人》中有这样一句“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李霁野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著作留香，教泽长存，他把一大笔宝贵的文学财富留给了我们后人。

（作者：夏冬 民进会员、天津市艺术研究所馆员）

（编辑：马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