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已将四十年。在这四十年中，我亲身体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风雨同舟，荣辱与共，亲密无间。在党的领导下，民进逐步成长和发展起来。民进对会员是非常关心的，待之以诚；对会员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育之以实。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一个四十年会龄的老会员与组织同时逐步成熟，逐步成长。

　　四十年代中期，我由大学门进入中学门，与民主党派从无接触，然而我却接触了众多的要求进步的青年学生，从她们身上汲取了有益的营养，使我的人生观发生了一些变化。初步掌握了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因此，在解放初期，较早地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努力工作和要求进步。五十年代初期到中期，先后有民盟、民进成员调入我所在的学校，1956年这些同志酝酿建支部。党支部召集一批工作上努力，政治上要求进步的学科带头人、老教师座谈党的统战政策，动员大家自愿参加民主党派并指出参加民主党派也是事业的需要。当时民进市委会主委是杨石先同志。他既是天津市教育界最有威望的老校长，又是中国著名化学家，我们素来景仰他。社会上对民进的评价是：作风上朴实无华，与党关系上同心同德。当时的民进市委会秘书长陈舜礼同志(现任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给我们讲会史。我们对民进有了初步认识，集体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我担任了基层负责人，不久还被选为区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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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的杨石先、潘承孝、李霁野、杨坚白、黄钰生几位老先生是民进市委五、六十年代的领导人。他们德高望重，政治上对党忠诚，业务上精益求精。在五、六十年代与中央的王绍鏊、杨东莼、徐伯听、葛志成几位领导接触也较多，在接触中也给我同样的感受，他们是会中楷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他们的作风带出了会风。这加深了我对中国民主促进会的认识，也加深了我对民进的感情。

　　1958年以后。我在市委会先后负责宣传、普教、调研等工作，接触会内的工作越来越多，接触中央与市委会前辈们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从此，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能尽心尽力地做好工作，参政议政。直到现在，还在教学第一线，这不能不说是这些前辈的模范行动带动了我。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在民进组织的关心爱护下。我逐步成长，在成长过程中加深对民进的认识。是党组织和民进组织给了我机会，让我更多地、更好地为祖国、为人民服务。在50年代初我曾提出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经上级组织研究，有海外关系暂不宜吸收。从当时政策上来讲不符合要求，我没有灰心。在基层党组织教育下，我认识到组织上入党是组织上考虑的事，而思想上入党是取决于自己的。我从思想上、工作上要求自己更加严格，1952年底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同情者小组成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春，我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党组织给了我很多荣誉。如果说我曾做出一点成绩．应归功于党组织和民进组织。

　　 自从1979年天津民进组织恢复活动以来，我参与了领导工作。在参与工作中我认识到：民进组织是与党同心同德，一心一意接受党组织的领导，认真做好党的工作助手。我也真正理解了“长期共存。相互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并努力贯彻这个方针。

　　 在民进市委的主委办公会中，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凡是对民进有益的话，我都要说，有益的事都要做；凡是对民进不利的话不说，不利的事不做。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发展出发，对任何人不抱成见。有意见和分歧时，只要我认为是正确的，我就坚持；当我认识到自己的看法片面时，立即放弃自己的意见。一切顺从真理，不计较个人得失。在主委办公会上能畅所欲言，心情舒畅。我深深感到民进市委会领导班子是健康的，团结的。我们的主委胸怀坦荡，胆识过人，善于团结和组织我们进行工作。工作中突出一个“实”字。求实、务实是工作的特色。

　　发展与培养年轻一代是全会的中心任务，是今后更好地贯彻十六字方针，促进民进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我在会内的分工主要是普教与调研工作，从未搞过组织工作，但我经常考虑组织发展问题，特别是物色、发展与培养年轻一代。我认为，这是当前我们全会的核心工作，是每个领导成员都要考虑的事情。我拜访过许多高校的党委，拜访过有关市、区教育局、重点中学，请他们给以支持。每次会议，我都注意观察青年同志，发现好苗子时，我情不自禁地要打听，并与之接触，从中物色可以发展的对象。对于我所在单位，只要发现好苗子，我都找党办的同志，系里的领导同志。请他们给予支持。因为我想到党派各级领导的年龄都偏大，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今后要年轻化，因此培养第二梯队、第三梯队，非常必要。这是关系到能不能很好地贯彻十六字方针的大问题，关系到民进组织能不能健康发展的大问题。因此，这不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中心工作，也是今后每一届民进市委领导班子要考虑的问题。希望全会同志都要为物色、发展与培养年轻一代尽心出力，使民进组织在党的领导下，永远坚持正确方向，健康发展。

　　（作者原民进天津市委员会第四、五、六、七届副主委、天津教育学院化学系副教授）

　　（编辑：马欣）